摘要：应用型高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然而受学术导向与市场需求双重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其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进退两难与左右摇摆的现象：办学目标游离化、政策执行功利化、实践探索表层化。实现应用型高校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性质，重新定义学术，制定公平正义的教育政策，强化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定力。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学术逻辑；市场法则；教育政策
一、不争的事实：应用型高校已然
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规模世界最大，进入普及化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社会贡献度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加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建立了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据统计，至2018年底，全国高等学校总数达2663所，其中本科院校1245所，高职高专1418所。［1］“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以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型人才为主，开展理论研究与创新，学位授予层次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养占较大比重。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和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职业技能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并积极开展或参与技术服务及技能应用型改革与创新。”［2］按照上述分类标准，本科层次高校显然属于研究型和应用型系列，高职高专则属于职业技能型系列。本科高校中，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的137所大学基本上可明确定位为研究型高校，而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之后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本科高校，除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外，总体上属于应用型高校，此类高校截至目前有724所，如果把那些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也计算在内，应用型高校总计有887所。
不管是724所还是887所，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已成为我国本科教育的主体部分。在全面重视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今天，没有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高质量，就没有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问题，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一些思想敏锐且富有远见的新建院校办学者率先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随着一批新建本科院校的涌现和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与发展方向，并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在高教界逐渐被认同和接受，影响不断扩大，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2000年，南京工程学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目标，2002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该校召开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上，将与会的29所本科高校称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这是政府首次正式使用“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称谓。［3］此后，越来越多的新建院校加入应用型教育实践行列。2007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成立了民间性质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100多所新建院校加入专门委员会，就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取得了可喜成果。与此同时，政府大力倡导应用型本科教育，积极指导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发展。2009年开始施行的新建院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在总结20余年应用型高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两突出”（突出地方性、突出应用型）的评估导向要求，并将之作为评价新建院校办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主题主线。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引导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加强培养应用型人才”。2015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随后在201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2017年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均进一步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特别是2017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就高校分类发展、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学生就业政策等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具体指标。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其中即包含“持续推动地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这一重要战略内容。
在国家不断加大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力度的大背景下，2013年成立了由教育部主导的全国应用型大学（学院）联盟，第一批全国仅有35所应用型高校参加，而目前已发展到300余所。联盟围绕建设应用技术大学这一类型高等学校的目标，组织联盟成员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联盟成员学校转型发展、合作交流和学术研究，推动建立产教融合和协同创新机制，促使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纷纷成立本地区应用型高校联盟及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产学合作教育等分类联盟协作组织，自发地开展相关活动。目前全国约有15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制定了支持当地高校应用型转型发展的政策、计划或项目，包括拨款标准、建设要求和评估标准，这些都为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进退与摇摆：应用型高校
面临的难题
我国有三分之二左右的高校在建设应用型或向应用型转变，这些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可以说这些高校的应用型办学意识开始确立，并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队伍结构、组织建制、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评价方法等方面初步具备了有别于学术研究型高校的崭新形态。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或问题是，在现行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体系中，应用型教育和应用型高校仍是最不确定、最不稳固从而也是最为动荡的，不论是管理者和办学者，还是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对应用型高等教育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怀疑观望、左顾右盼及犹豫彷徨，其目标定位、办学行动、评价尺度等也总是在学术主导与市场取向之间摇摆不定，造成应用型高校的夹缝化生存状态，导致“不学无术”的夹生饭后果。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应用型目标的错位化、游离化
在我国，追求提升办学层次或名声的高校不在少数，虽然每年能够通过教育部批准进而实现升格愿望的高校很少——仅占全部本科高校的2%或者非大学名称高校的4%左右，但预留了这条通道，就免不了高校为升格改名而展开激烈竞争。从中等专业学校——高职高专——本科学院——本科大学——研究生学位授权高校等，几乎成了高校发展的不二选择和出路。当然，升格并非意味着对应用型的否定，升格与应用型二者之间也并不必然存在本质矛盾和对立，但是，升格却可能影响和阻碍应用型探索的进度与深度，甚至会改变应用型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因为无论是升格为学院还是大学，国家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标准和规定，这套标准和规定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如教育部2006年颁布的《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就对学院设置标准和大学设置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4］关于“大学的设置标准”，在学科专业方面，要求至少有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学校的普通本科专业总数至少在20个以上。在师资队伍方面，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比例一般应达到50%以上，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一般应达到20%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一般应不低于400人，其中具有正教授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一般应不低于100人。在科研方面，（1）近5年年均科研经费，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的学校至少应达到500万元，其他高校至少应达到3000万元；（2）近5年来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奖励20项，其中至少应有2项国家级奖励；（3）至少设有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个和重点学科2个；（4）一般至少应具有10个硕士点，并且有5届以上的硕士毕业生。高校若想升格为大学，就必须按照上述要求，调整办学目标，有针对性地强化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由此导致高校实际发展与应用型办学定位间的偏离。
2.应用型政策的被动化、功利化
如前所述，中央及地方政府对高校应用型发展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鼓励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支持应用型高校发展，许多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加入其中。不过，部分高校并非积极主动地选择，而是被动地参与，即出于对政策和号召的被动响应，或对高校参与的从众心理，或抱着观望和试探的心态。还有的高校虽然积极主动参与，却并非希望借机实现办学转型，而是为了获得政策、计划或项目带来的实际利益。［5］以某省为例，该省2012年下发了分类管理文件，分期分批实施了三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设方案，当地不少本科高校进入建设计划，获得了相应的建设经费和优惠政策，2016年，当地政府又出台文件，加大应用型高校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但据笔者调查获悉，该省高校的应用型转型和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效果并不明显，高校依然按照传统学术型模式办学，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以及培养途径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项目经费用于高端人才引进、科研课题立项、实验室建设以及学术成果奖励等。某些高校为了营造所谓学术气氛和环境，极力鼓励和奖励学生考研究生，变相成了考研辅导站，学校研究生报考率平均达到70%，考取率超过30%，在考研背景下，不仅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无法建立，即使传统的学术型或专业型的课程体系也因专攻少数考研课程而弄得碎片化。虽然考研率提高了，表面上看学术性增强了，却导致学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严重欠缺，降低了教育教学质量。
3．应用型实践过程表层化、形式化
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扩招政策，为实现扩大招生目标，教育部陆续批准设立了一批新建本科高校，以后每年都设置若干新建本科高校。这些高校（包括独立学院）中70%的地处非省会中心城市，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校经费由所在地财政支出，85%以上的在本地招生和本地就业，因此，是典型的地方性和应用型高校。这类高校数量总计700多所，是应用型高校建设和转型发展的主体。但在教育部实施新建院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之前，这些高校的发展定位普遍不明确、不清晰，有的定位为“教学型”，有的定位为“教学科研型”，有的定位为“合格本科院校”，还有的定位为“高水平大学”等，这些定位约占当时该类高校总数的46%，而参加合格评估之后，在合格评估指导和规范下，所有高校已明确将办学定位调整为地方性和应用型，提出要面向地方和行业培养一线急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6］
尽管如此，对高校建设应用型的成效不能高估。事实上，从2009年以来接受过合格评估的200多所新建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评估专家反映最多也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应用型目标落实不到位，应用型建设表面化、形式化。一些高校将应用型停留在口头，实际办学中追求学术性，以学科和科研为导向。一些高校对应用型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导致思路、举措和行动未能同步跟进，在相关建设方面难有起色和收效。合格评估方案中，对应用型高校提出了系统化的指标要求，但新建院校整体上距此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合格评估现场考察与访谈中，多数新建院校的领导和中层干部不能很好地理解应用型的本质与内涵，教师对应用型概念缺乏认知和了解，其教学行动与应用型目标未能建立有机关联；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存在因人设置和随意设置的现象，没有充分考虑和注意当地经济产业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双师双能”型的教师比例普遍偏低，达不到评估规定的20%的合格标准；新建院校虽然与有关行业企业与科研部门建立了产学合作教育基地，但绝大多数仅是一纸合同，既缺条件又欠规范，形式单一，深度不够，满足不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实践教学尚未成体系，实践教学学时和学分不足、师资和经费短缺，课程和评价传统落后；学生实践训练严重偏少，毕业论文与设计大而空泛。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院校中，从审核评估情况来看，地方高校办学定位普遍偏高，有约一半以上的高校将目标定位于学术型、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或高水平大学，而鲜明指向建设应用型的高校比例并不大，在应用型建设上投入的力度、改革的深度和取得的效度都不明显。
三、学术与市场：应用型高校
何以陷入困局
是什么原因造成应用型高校建设中出现进退难题和摇摆现象？可能的答案是，在学术导向与取法市场二者间的选择偏好。
1．学术逻辑的先在性与基础性
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被划分为学术的、应用的和技能的等多种类型，不过，从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学术性（型）是最早出现并长期居于唯一或者支配地位的根本属性与形态，而应用性（型）和技能性(型)则是在学术性的基础上衍生或分化出来的属性与形态，恰如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与服务职能发展演变的顺序及其地位一样，最早出现的不仅意味着时间在先，也意味着逻辑在先和地位优先，这便是大学类型发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可以说，没有学术性，大学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也许有人会问，那些被认定为现代大学最早雏形的西方中世纪大学，分为文、法、医、神四科，相应地培养教师、律师、医生和牧师，仅此而言，其并非学术性组织，相反却是具有行会性质的职业教育机构。那么，中世纪大学真的是职业学校吗？对此，还不能简单化地定义和对待。事实上，中世纪大学与职业教育本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中世纪社会发展对专门的职业性教育需求也不明显，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主要是靠大学之外的师徒传承、家庭教育和行会学校进行的，中世纪大学不仅不进行职业教育，相反它反对和鄙视那种功利性、职业性及实用性的技能训练，实用知识和职业技能课程在大学也没有地位，中世纪大学推崇以“自由七艺”为基础、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和形式教育，重在心智训练和文化修养，即培养学生思考力、判断力、推理能力以及恰当的身份与教养。大学虽然分为四科，但无论是法学、医学还是神学，传授的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和学问，外加一些当时的专门知识。从中世纪大学的目的、课程、学位制度以及与职业的关系来看，学术性是其基本的属性。［7］
从理论上看，大学存在着多重属性。如有学者认为，“教育性、学术性和文化性，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构成大学”［8］；有学者认为，大学有教学属性、科研属性、社会服务属性,又有行政属性或政治属性，也有产业属性和文化属性等。但这些属性都是大学的功能属性范畴，并非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的根本属性在于学术性，学术性是贯穿大学组织活动的始终并决定和支配大学一切活动进程的根本之所在，它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大学内部其他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大学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学术性的活动而展开的，大学里的教学、科研、行政、产业、社会服务等无不以大学的学术活动为目的，无一不是为学术活动提供条件和服务的。正因为“学术”这一特有属性才使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区别开来。［9］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家们一以贯之地强调大学是传授、保存和探求高深知识场所的原由所在，学术性是大学存在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是大学的先在逻辑。由此，强调建设和发展应用性以至职业性，是否意味着对大学所谓“高深学术”本质的消解？是否意味着对大学学术属性的挑战？事实上，有关高等教育理想类型的普通性与专业性、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论争一直存在，从未停止过。［10］所以，走应用型大学之路，首先面临着学术性与职业性这一根本性价值观念冲突问题，一些应用型高校千方百计地强化学术性，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与价值论难题。
2．学术发展的强磁效应与成本优势
由于学术性之于大学具有时间在先和逻辑在先性，使得学术性成为衡量大学本质与及其职能的内在规定与标准，因此，学术对高校天然地具有强大吸附力量，无论何种层次、形式、类型的高等学校，都会以学术为其旨趣与依归。一方面，历史地看，那些曾经因应工商业发展或技术进步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应用型“新大学”，那些不曾入传统精英大学或经典大学法眼、甚至无法被主流社会承认的“大学外”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如19世纪以来英国创办的多科性技术学院、美国的赠地学院等，不管当时多么别出心裁甚至离经叛道，最终大多数高校回到了学术型大学轨道。西方学者把这种新办大学向传统大学复归的现象，称为“学术漂移”［11］。例如，“普拉特对英格兰和威尔士30所多科技术学院从1970年以来的27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这些学校在1992年都升格为大学”［12］。同样，美国赠地学院当时本是在政府扶持下开办的实用或应用性高等学校，但后来很多发展转变为著名的学术性研究型公立大学。另一方面，学术的强磁效应还表现为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定型化及其办学的显著经济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办学时间和人力成本。虽然学术型大学的教育理念与模式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并且面临迫切需要改变之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学术型大学办学历史最长，经验最为丰富，办学模式也最为定形和成熟，形成了一套以知识与学问的传授、传播、发现、创新和应用为核心的一体化系统。在这一体系下，大学目标愿景、质量标准、课程编排、师资建设、装备水平、教学过程、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社会服务、考试评价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切的、稳定的程式，按此程式行事，可以有效节约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减少人力、物力、时间和精力损耗，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独立探索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也能够解释为何那些应用型高校愿意仿效甚至选择学术型大学的办学道路、课程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方案。
3．市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规避
高校办学偏重学术取向，可能会有效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反之，选择社会和市场导向，则意味着面临风险和提高成本。对前者而言，即学术型高校必然使其整个教育结构及其活动倾向于基础理论，而基础理论与社会、生产生活、市场需要有着明显的距离，具有相对确切性和稳定性，不必特别考虑不断变动的社会、职业和市场需求；对后者而言，即应用型高校需要直接面对社会、市场、行业和职业，它将自己推向了社会与市场的前沿。市场和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系统，依据社会需要、产业行业和市场发展要求，对于应用型高校办学来说无疑是一场结构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革，展现在它面前的是一条与传统学术型教育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它不仅需要解决内部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解决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产业、学校与市场等一系列难题。什么是应用型学校，什么是应用型人才，社会、产业和市场有哪些需要，怎么满足其需要，诸如此类，没有一个可供参考或现成的答案，一切都是未知数，难于预测、预期、把握和掌控，可见，探索应用型高校发展必定十分复杂、艰辛和曲折。与此同时，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高校毕竟不是企业，它已经习惯在社会和市场之外的轨道上运行，并不清楚如何直接参与市场活动。高校管理者和教学者经常接触并熟知的是校园环境，是教学、研究、知识、书本、课堂以及考试等活动，追求的是“文凭、职称、论文、课题、奖项、帽子”等虚拟化、象征化符号，缺乏市场经营理念与体验。尤其是教师，天然具有向学传统及拒斥市场的心理，新建院校和应用型高校的教师队伍主体来自研究型大学，所以，这些教师从源头上即形成了学术习惯与气质。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选择应用型发展道路，对其自身，对其中活动着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不啻一场没有任何思想和行动准备的空前的挑战，成功几率及其安全性可能会远低于偏重学术化的保守性选择。在现实中不难发现，一些高校由于选择了应用型方向，导致部分教师流失，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应用型高校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低于学术型高校，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应用型建设和人才培养对教师原有知识、能力与心理结构构成了巨大挑战，他们进而选择了回避。
4．政策选择与社会身份认知偏好
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高等学校，业已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少数高校无一例外地属于那些学术研究型大学，它们处于学术中心位置，垄断着大部分教育资源，掌握着学术标准和规则，而处于塔中和塔底的大量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其拥有的教育资源有限，话语权小，学术影响力低。金字塔等级结构既有自然的历史生成的因素，更有教育政策选择与实践的人为因素，主要是资源分配政策与机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这种塔式结构与社会公众的大学认知结构相互重合，特别是大学评估与排名进一步强化了学术等级、声誉与身份。这个等级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学术性质与标准排列的，它也许不公平不合理，但却客观存在，一时难以改变，更主要的是这种教育等级结构正在一代代地复制着社会的等级结构。保罗·福塞尔就鲜明地指出：“在美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学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13］。那些塔尖上的少数精英高校，或者排行榜中位置靠前的高校，无疑在人的社会身份获得上增加了文化资本，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而在权力、地位、资源、职业再分配中占据着优势地位。那些居于中端和底端的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声誉，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不断提升水平和能力，沿着学术阶梯向上攀登，由此加剧了高校学术性取向集中化的趋势。
四、定义与定力：应用型高校
建设前景
应用型高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应用型高校建设是当代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应用型高校有着广阔的前景，关键在于明确发展目标，坚定发展方向，摆脱被动观望、彷徨、等待和犹豫不定的心态，主动面向社会探索出符合高等教育规律、体现应用型高校办学特色、支撑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新路。
1．应用型高校是全新的教育类型
应用型高校之所以给人低人一等的感觉，除了传统文化中重学轻术、身份等级观念外，更重要的还与应用型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长期以来作为独立的教育层次有直接关系。但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人们对应用型高校的认识不断更新和加深，一个基本共识是，“应用型本科教育既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层次，也是普通本科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14］。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层次，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构建了职业教育通向普通高等教育的立交桥，破除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拓宽了职业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上升通道，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的一种类型，应用型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体系，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要，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发展趋势。欧洲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就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应用型高等学校被作为独立的类型加以规定，在标准体系中，按照层次，高等教育整体处于第5级，第5级又分为5A和5B两种，其中5A属于学术型，5B属于应用型或技术型，如德国的科学技术大学、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等，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服务面向、课程体系、培养方式、就业岗位等方面，有显著差异。我国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也是分轨制的，分学术型和技职型两类，在技职教育类型中，有专科层次的技术学院、本科层次的科技学院以及本科以上直到博士教育层次的科技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建立起完整的应用高等教育体系。
既然应用型高校是类型，而不单是层次，且自身将形成完整的“专、本、研”贯通体系，那就与学术型教育之间不存在高低上下的问题，应用型或职业型本科教育同样有上升的空间，同样可以建成高水平，同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这里并不是为今后应用型高校发展单纯追求升格找借口，在应用型发展道路上，不同层次的教育仍然要以科学性、合理性为前提。
2．重新定义学术
通常，人们一提起高深学术，总是肃然起敬，而一提起技术技能，则会认为缺少知识含量。然而，学术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观念和事实，高深学问在随着人们对实践活动认识的加深而改变着形态，即由一开始的纯粹自然的精神的或形而上学领域，向着技术的产业的实用领域转移。以往靠经验维持的职业，也越来越具有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转化为新的专业。“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高等学府。”［15］所以，当今不要说那些专门型高校广泛设置实用类专业与课程，就是以普通教育和博雅教育著称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纷纷开设了诸如会计、市场营销、酒店服务等与业界紧密相关的应用类课程。在这一点上，欧内斯特·博耶有着深刻的见解。他通过考察人类知识的发展历程重新定义了学术，认为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一是探究的学术,以发现新事实、新现象、新规律，增进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为目的；二是整合的学术,即将发现的知识建立起联系，置于各个学科间更大的背景之中，从而形成系统化的学术体系；三是应用的学术,也叫发明，通过知识的应用，不仅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可以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桥梁，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和改善福祉需要；四是教学的学术，即通过教学来传授和传播知识的学问。［16］博耶把应用和教学纳入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传统学术的革命性变革。按照他的观点，四种学术都是社会进步需要的，其间仅是性质与类型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样，应用的学术无疑应该成为应用型高校活动的目的和主要选择，应用型高校没有必要选择传统学术道路，在应用的学术上完全可以发挥优势，展现自身特色，办成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3．发展公平与均衡的政策
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要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会导致高等教育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但高等教育多样化不简单地是内外需要的自然结果。恰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相同的政策环境中，市场竞争已经导致高校之间的相互仿效，以及学术规范和学校价值观的趋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期望用高度多样化高等教育来满足学生顾客的高度多样化需求？而答案在于政策的取向，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来解决问题。”［17］如果在大多数场合下，政策和评价采取的标准仍然是学术水平与声望的话，即使市场需要多样化的人才和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满足。
事实上，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多采取了学术中心的教育政策。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其高等教育发展，只能采取效率优先策略，重点支持少数学术型大学先行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知识差距，同时为其他高校发展探索道路和积累经验。然而，优先发展学术型大学政策也给本国高等教育带来严重问题，那就是高等教育结构之间的失衡与不平等，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质量及其综合实力的提升。如日本在二战后实行高等教育倾斜化发展政策，优先支持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少数国立研究型大学发展，其他高校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并且造成了高校单纯学术化取向。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问题的日益尖锐，日本重新调整了政策，实行均衡化发展战略，普通高校与国立研究型大学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占有量逐渐接近，基本上保持在1∶2.5之内［18］，新政策极大地提升了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21世纪以来，日本本土已有18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不少人就读的大学很普通很平常，原因就在于这些普通平常的高校也能够提供高水平教育，培养世界级的科学人才，可见均衡发展政策极为必要。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点大学政策、改革开放后延续并有所扩大的重点大学政策，再到后来的“211工程”、“985工程”和现在的“双一流”建设，研究型大学一直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特别扶持，其办学水平、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在国际高等教育之林中越来越崭露头角。然而，占整个高等教育五分之四的地方高等学校，尤其是占三分之二以上的应用型高校，却因此成为低洼地带，办学条件、教育质量令人担忧。在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新建本科高校之间的资源占有量差距，平均在8倍以上，极值甚至在数十倍以上，远远超过日本高校之间1∶2.5的均值。长此以往，会从根本上影响和限制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因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和现代化强国，不是少数大学就能够支撑起来的，需要整个高等教育提升基础能力和水平。应用型高校必须被纳入国家重点发展计划之中。如果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也可以先在数百所甚至上千所地方高校中，实施“一流应用型大学和一流应用学科或专业建设”计划，从长远来看，要从优先建设过渡到均衡发展和常态发展。
除资源建设均衡政策外，为加快应用型高校健康发展，国家还应该实行一系列政策，如单独招生和考试，取消以往普通高校统一考试分批录取模式，按照应用型高校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加强对考生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行应用型高校“一书多证”制度，通过政策和立法保证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广泛发展产学合作产教融合模式，加大应用型高校生均教育事业费用拨款，提高其毕业生待遇。建立分类分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制度与评价标准，引导高校科学发展、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和内涵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和相互攀比。
4．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定力
如果说办研究型大学是对大学传统的坚持、延续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水平的话，那么，办应用型高校则是一种全新探索、开创和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模式，需要探险甚至冒险精神。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与办研究型大学相比，办应用型高校，不是标准降低，而是要求更高更严，更复杂更艰巨。除了遵循学术规律之外，办学者还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在社会和市场这所更大的“学校”中互动与拼搏，学习按照社会和市场规律办学，保持市场和社会需求的敏感性，在市场和社会中寻找资源和商机。在开放性办学中，办学者不能凡事总去找市长（政府）解决，首先要找市场来解决。学校的目标定位、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组织机制、考试评价、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交流服务等，如何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如何适销对路，如何在竞争中取得先手，所有这些，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和模式，需要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应用型高校办学者要有教育家情怀，更要有战略家的胆略和定力，建设应用型高校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成效的，要有久久为功、日积月累的长期准备，要有面对挫折和失败的勇气和坚强意志。遇到困难就回头，或者见到风险就恐惧，都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大敌。没有定力，左右摇摆，就会一事无成。20世纪60年代末，新建的英国沃里克大学顶住校内外压力甚至是教师因反对而引发的骚乱，坚持走有别于传统学术型大学的应用型发展道路，建立与工商业界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以自身的优势和知识服务于工商业发展，凭借服务社会和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理念，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跃居英国大学前列。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该校因其活力、质量和创造的热情而成为英国大学的灯塔。［19］我国近代培养实用人才的职业教育先于普通教育，职业学校也早于高等学校，但职业教育发展一直不顺、成就不大，没有像德国那样建立起完整严密的职业教育和应用教育体系。这既与政府大起大落的职业教育政策影响有关，也与职业教育和应用教育办学者思想不坚定、缺乏战略定力有关。［20］因此，如果说好的政策是重要的客观因素，那么耐心、定力和信念则是重要的精神因素，二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发布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EB/OL］.
［3］陈小虎.应用型本科的基本问题、内涵与定义［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18,(4）：1-5.
［4］《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EB/OL］.
［5］［14］钟秉林，王新凤.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若干热点问题辨析［J］.教育研究,2016,(4）：4-11.
［6］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新型大学新成就:百所新建院校合格评估绩效报告［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28.
［7］黄旭华.中世纪大学是职业教育吗［J］.现代大学教育,2004，(5）：15-21.
［8］林杰.论大学的本质属性——一个永恒不变的属性体系［J］.高教探索,2018，(3）：13-17.
［9］康翠萍.学术自由视野下的大学发展［J］.教育研究,2007，(9）：55-58.
［10］王建华.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J］.高等教育研究,2010，(1）：1-10.
［11］王占军.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学术漂移”遏制——以美国密苏里州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1，(9)：12-16.
［12］［17］［19］马尔科姆·泰特.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1，136-137，153.
［13］保罗·福塞尔. 格调［M］.梁丽珍，乐涛，石涛，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182.
［15］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
［16］欧内斯特·L·博耶. 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74-78.
［18］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特罗“理论”［J］.陈武元,黄梅英，译.高等教育研究,2001，(11)：6-15.
［20］杨金土.20世纪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回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9）：5-17.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作者简介：刘振天（1964-），男，吉林榆树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